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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仪器

沉滞的现实割裂的精神

毫无疑问,我们遭遇了一个原本意义被颠覆与涤荡殆尽的时代。对于普通社会个体而言,每日所面对的只是应接不暇的沉滞的现实,甚至连同人们赖以依附的精神领空亦被现实强势挤压,乃至罢黜。何飞龙的短篇小说《彩虹分割线》,正是这种生命进行时态的聚焦,他以克制而富于耐心的叙事,为读者勾勒了肉身与灵魂尴尬存在的生命内质,给予了人们与自我灵魂一次罕有的、真切的、可贵的相遇。小说的叙事语言里涌动着苍白与无力感,构结了被物质粗暴侵袭而气息虚弱的灵魂动影,展现了一种几乎被去尽意义的生命空洞及失重状态。

彩虹是一种美丽的存在,如同人之精神理想的绚烂,然而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彩虹”作为小说文本之意象,事实上从未真正出现过,只是虚像幻觉的附着:凌晨县城的灯光所折射的幻影、彩虹在梦境中被分割的虚像、演唱会探照灯迷离的光影。彩虹仅仅是遥远的虚妄心态及心境的载体,即便是梦中的彩虹,也被活生生分割成白天和黑夜。对于“我”而言,人之虚无性精神美好(彩虹)的真实早已被击溃乃至完全退场,生命里只有不能拒绝的承担与背负。是什么驱逐了彩虹的存在,乃至分割了它梦中的虚影?不仅来自家庭无以逃避且永无尽头的无限责任,更来自社会经济通则强势逻辑的恒性运行。

小说以散片式自由游弋的叙事,最终完成了文本内质精魂的凝聚与幽微、哀伤的诗意:不是“我”拒绝了生活的盛放,而是盛放乃至绚烂的生活罢黜了“我”精神性的弱势存在感。小说开篇点明了“我”的生命状态:“……我在社会上漂了许久,如同浮萍一般。”父亲电话里催“我”抓紧解决个人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和父亲来说内涵是不一样的:在父亲那里是虚荣性面子问题;在“我”这里则是现实的巨大的经济重压。小“我”六岁的弟弟在父亲及村人眼里是绝对有“出息”的,而这种所谓成家立业的虚荣背后却是“我”为此负债累累的托举。面对父亲带着哭腔的恳求,“我”只能以超出个人能力的负责和巨大的承担直面。放弃责任的弟弟被人们看好、肯定,而“我”的巨大付出,却引来了村人从生理到心理的质疑,进而成为村中的反面教材。对于父亲的催促,“我”是无力回复的,文本以插叙的方式做了现实性回复:因着父亲病痛及永无尽头的担负,只能选择与爱情擦肩而过。小说这一节内容的展开貌似个人及家庭叙事,实际凸显了一种社会伦理悖反:负责者责任无限,失责者风光、受益无限。

小说从第二节转入了精神流变层面,似乎一切叙事有着共同的指向:长大是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一个失去梦想直面残酷的过程。住在十八层楼感觉自己能飞,实际上是一种急于摆脱桎梏的强烈渴望;小时候能飞则是精神真正的自由无拘。长大后才知晓,武侠们的飞行是巨大的欺骗,武侠剧更是无聊透顶的横陈。梦中的悬浮,是“我”生命时态的映照,而弟弟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梦境,都是“我”无法摆脱的梦魇。噩梦醒来是凌晨,县城的灯影似彩虹般依旧给予人希望与畅想。一个陌生来电,或许将破冰麻木的生活。重温着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的忧虑与恐慌,想起海子的《日记》 以及德令哈,这一切才是“我”精神的真实展开。小说随即转入代表更高社会层面的老总大林的饭局邀约,借着大林所提到的“文学界”,何飞龙在此嵌入了递进式的精神层面的消解——沉滞的生活早已罢黜了文学理想的坚守。而“我”梦中真实如《卧虎藏龙》里李慕白轻盈的飞行,是对如铁现实残存的精神热望,这无疑是精神如梦中彩虹被割裂的最终结果中艰难升起的微光。从小说内质层面考量,这种构建一直处在递进式的摧毁中。

第三节中,大林对“我”的盖棺论定无疑是准确的,它的基底是社会性强势逻辑,也预告着饭局对“我”极其有限精神领地的侵袭与重击:所谓上流圈子交流的虚伪、冠冕堂皇,文学名人段芣纯的鲜为人知、不齿的“混法”,文学与经济的深度交媾,社会身份者的常态堕落……这一切社会真实存在,是“我”所极力回避的,即便能回避也不能涤荡它们的存在,恰恰是它们的存在涤荡了“我”的精神。第四节饭后的“皇家足疗”,亦是文本递进式精神摧毁的进一步延续。“我”不愿意与段芣纯之流打交道,作为老总的大林与他们周旋亦是做戏,这是文本社会性冲击精神的升级。小说陡转,重回家庭叙事,乘出租赴医院的路上,歌星的县城演唱会的“探照灯照射在天空,像彩虹一样”,“我想起梦中飞行的场景,我纵身一跃上了树梢。我记得,那道彩虹如同分割线一样,把天空分割成白天与黑夜”,轻盈飞行的精神再次被活生生割裂,“我想起了宙斯剧烈头疼,雅典娜从他的头颅中跳出来的希腊神话”。然而,“我”的生活里并没有神话,“我”所直面的只有“一股人间疾苦的味道,正从医院里传出来,刺激着我的泪腺”。至此,小说从个人到家庭,从饭局到社会的升华,完成了精神窘境至极境的抵达,隐忍性结尾,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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