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滞的现实割裂的精神

毫无疑问，我们遭遇了一个原本意义被颠覆与涤荡殆尽的时代。对于普通社会个体而言，每日所面对的只是应接不暇的沉滞的现实，甚至连同人们赖以依附的精神领空亦被现实强势挤压，乃至罢黜。何飞龙的短篇小说《彩虹分割线》，正是这种生命进行时态的聚焦，他以克制而富于耐心的叙事，为读者勾勒了肉身与灵魂尴尬存在的生命内质，给予了人们与自我灵魂一次罕有的、真切的、可贵的相遇。小说的叙事语言里涌动着苍白与无力感，构结了被物质粗暴侵袭而气息虚弱的灵魂动影，展现了一种几乎被去尽意义的生命空洞及失重状态。

彩虹是一种美丽的存在，如同人之精神理想的绚烂，然而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彩虹”作为小说文本之意象，事实上从未真正出现过，只是虚像幻觉的附着：凌晨县城的灯光所折射的幻影、彩虹在梦境中被分割的虚像、演唱会探照灯迷离的光影。彩虹仅仅是遥远的虚妄心态及心境的载体，即便是梦中的彩虹，也被活生生分割成白天和黑夜。对于“我”而言，人之虚无性精神美好（彩虹）的真实早已被击溃乃至完全退场，生命里只有不能拒绝的承担与背负。是什么驱逐了彩虹的存在，乃至分割了它梦中的虚影？不仅来自家庭无以逃避且永无尽头的无限责任，更来自社会经济通则强势逻辑的恒性运行。

小说以散片式自由游弋的叙事，最终完成了文本内质精魂的凝聚与幽微、哀伤的诗意：不是“我”拒绝了生活的盛放，而是盛放乃至绚烂的生活罢黜了“我”精神性的弱势存在感。小说开篇点明了“我”的生命状态：“……我在社会上漂了许久，如同浮萍一般。”父亲电话里催“我”抓紧解决个人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和父亲来说内涵是不一样的：在父亲那里是虚荣性面子问题；在“我”这里则是现实的巨大的经济重压。小“我”六岁的弟弟在父亲及村人眼里是绝对有“出息”的，而这种所谓成家立业的虚荣背后却是“我”为此负债累累的托举。面对父亲带着哭腔的恳求，“我”只能以超出个人能力的负责和巨大的承担直面。放弃责任的弟弟被人们看好、肯定，而“我”的巨大付出，却引来了村人从生理到心理的质疑，进而成为村中的反面教材。对于父亲的催促，“我”是无力回复的，文本以插叙的方式做了现实性回复：因着父亲病痛及永无尽头的担负，只能选择与爱情擦肩而过。小说这一节内容的展开貌似个人及家庭叙事，实际凸显了一种社会伦理悖反：负责者责任无限，失责者风光、受益无限。

小说从第二节转入了精神流变层面，似乎一切叙事有着共同的指向：长大是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一个失去梦想直面残酷的过程。住在十八层楼感觉自己能飞，实际上是一种急于摆脱桎梏的强烈渴望；小时候能飞则是精神真正的自由无拘。长大后才知晓，武侠们的飞行是巨大的欺骗，武侠剧更是无聊透顶的横陈。梦中的悬浮，是“我”生命时态的映照，而弟弟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梦境，都是“我”无法摆脱的梦魇。噩梦醒来是凌晨，县城的灯影似彩虹般依旧给予人希望与畅想。一个陌生来电，或许将破冰麻木的生活。重温着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的忧虑与恐慌，想起海子的《日记》 以及德令哈，这一切才是“我”精神的真实展开。小说随即转入代表更高社会层面的老总大林的饭局邀约，借着大林所提到的“文学界”，何飞龙在此嵌入了递进式的精神层面的消解——沉滞的生活早已罢黜了文学理想的坚守。而“我”梦中真实如《卧虎藏龙》里李慕白轻盈的飞行，是对如铁现实残存的精神热望，这无疑是精神如梦中彩虹被割裂的最终结果中艰难升起的微光。从小说内质层面考量，这种构建一直处在递进式的摧毁中。

第三节中，大林对“我”的盖棺论定无疑是准确的，它的基底是社会性强势逻辑，也预告着饭局对“我”极其有限精神领地的侵袭与重击：所谓上流圈子交流的虚伪、冠冕堂皇，文学名人段芣纯的鲜为人知、不齿的“混法”，文学与经济的深度交媾，社会身份者的常态堕落……这一切社会真实存在，是“我”所极力回避的，即便能回避也不能涤荡它们的存在，恰恰是它们的存在涤荡了“我”的精神。第四节饭后的“皇家足疗”，亦是文本递进式精神摧毁的进一步延续。“我”不愿意与段芣纯之流打交道，作为老总的大林与他们周旋亦是做戏，这是文本社会性冲击精神的升级。小说陡转，重回家庭叙事，乘出租赴医院的路上，歌星的县城演唱会的“探照灯照射在天空，像彩虹一样”，“我想起梦中飞行的场景，我纵身一跃上了树梢。我记得，那道彩虹如同分割线一样，把天空分割成白天与黑夜”，轻盈飞行的精神再次被活生生割裂，“我想起了宙斯剧烈头疼，雅典娜从他的头颅中跳出来的希腊神话”。然而，“我”的生活里并没有神话，“我”所直面的只有“一股人间疾苦的味道，正从医院里传出来，刺激着我的泪腺”。至此，小说从个人到家庭，从饭局到社会的升华，完成了精神窘境至极境的抵达，隐忍性结尾，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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