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精气神文化建构

“精气神”这个术语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生命科学“的哲理性概括，同时也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学说，是儒家和道家根据人类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进行探索后建构起来的哲学思想。据《易·系辞上》称：“精气为物。”在这里，“精气”可以使万物产生，是宇宙间生命和智慧的重要源泉。而在古代的儒道之家看来，“生命即精、气、神三者和谐于一体。”［1］于是，“精气神”这个术语在语义上延伸到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同时也在凝聚民族精神的现代话语中得到了广泛地引用。如2013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谈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由此可见，“精气神”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蒙太奇的拍摄手段不断提高，我们的“精气神”文化理念必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为此，笔者以近20年来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为例，就其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意义做一些简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少年邓恩铭》：追求“爱国”与“富强”的理想精神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儿童影片《少年邓恩铭》上映后，在革命老区贵州省荔波县及黔桂边区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和观众的喜爱。《少年邓恩铭》是根据中共一大代表中惟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的童年故事作为原型编创的影视作品。这部电影以倒叙的方式叙述了邓恩铭烈士少年时代在自己的家乡贵州省荔波县的学习生活中的一段故事梗概为背景，反映了邓恩铭早期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追求富强、民主、自由的理想抱负。从文化认知的角度讲，爱国主义是一种理想，同时也是一种内化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信念，“是指人们在认识祖国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爱国情，由爱国情转化为保护、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2］。《少年邓恩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的电影艺术，同样表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爱国热忱。

影片故事的开始，先是叙述邓恩铭乘上列车秘密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情景。火车启动后，从滚滚前行的车轮中，把邓恩铭的思绪以倒叙的方式将他的记忆追溯到了贵州省荔波县，将他在家乡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的童年历程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邓恩铭少年时代的荔波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到处正在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影片展示了作为县城小镇上的双合号药铺少东家邓恩铭与他的同伴石金宝、肖拉钩在一起亲眼目睹了来自乡间的水族壮汉被日本人使用有毒的刀具暗伤参赛比武者，而政府官员则借着打仗的名义没收各个药铺的止血消炎药、同时禁止群众上山采集草药，另一方面却在悄悄纵容东洋人开设的诊所故意抬高药品价格，官府与日本人相互勾结，鱼肉百姓。为了抢救被日本人在比武时打伤的水族壮汉，邓恩铭父子不顾官府禁令偷偷上山采草药。与此同时，政府还出台禁止当地猎户私设打猎陷阱，而肖拉钩的父亲肖猎户在此之前设置立牌说明的打猎陷阱使县太爷的儿子石金宝不慎掉入阱坑。在那关键时刻，是邓恩铭及时救起了石金宝，并将他带到家中医治。于是，邓氏父子私自到山上采草药与肖家私自设置打猎陷阱这两件事明显违反了政府的禁令。但官府为了县太爷与东洋人开设的医院获得经济利益，继续狼狈为奸，强压百姓。在邓恩铭就读学校高老师的革命思想引导下，使他认识到了：“要治病，先治国家的病！要治国家的病，就是要革命！”作为一个开药铺的家庭，邓恩铭认为：“我们治得了穷人的病，可是救不了国家的命啊。”［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恩铭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追求“民主、富强”的革命真理，带着“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4］的宏愿，在跟随叔父到山东读书时参加革命，成为一位具有高昂爱国热情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此可见，电影《少年邓恩铭》不仅通过对革命先烈邓恩铭在少年时代追求“爱国”“富强”“民主”“法治”“文明”的历程而成为一部反映早期革命者的“红色经典，同时也体现了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与劳苦大众相结合，与革命斗争相结合的三个结合基本精神。诚然，也在“精气神”上去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所养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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