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医学教育中面临的生命伦理学问题

生命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是人类致力于长久探索的领域，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造福于人类社会是生命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然而，在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伦理道德问题，即生命伦理学问题。某一生命科学相关技术的发展超越了传统伦理以及与主流导向观念的相悖是产生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主要因素。人类的伦理道德观是在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往往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但不可否认传统伦理观的变革，同时也具有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功能。因此，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命伦理学的碰撞是使生命科学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积极推动因素。

1 当代生命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的完成使人类自身的遗传物质更加明晰，而人类基因组的解析推动生命科学进入了后基因组研究时代。结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环境基因组学、药物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后基因组内容的阐明及获得的大量生物学信息，将有助于探明人类生命活动规律及健康与疾病的内在联系，而生物技术在医药、环境等领域的应用，会使人类的生存品质得到突破性改善。二十一世纪生命科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分子生物学已经融入到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这种融合使生命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发生了突破性的改变。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将对医药健康、食品、农业等领域带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1]。

人类的发育与生殖始终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目前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干细胞研究的应用和辅助生殖技术。干细胞在修复不能再生的坏损组织或器官，以及治疗肿瘤等方面有可能为疾病的防治带来技术革命。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上世纪十大科学突破中，“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名列榜首。繁衍后代是生物界的普世使命，而辅助生殖技术则可以运用生物技术和方法使不孕不育患者达到受孕目的，为无数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希望和幸福。

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以基因工程及干细胞技术为主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带来了诸多社会道德、法律和生命伦理等问题。

2 生命科学发展与生命伦理学的碰撞

生命伦理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而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现代医学与生物技术给人体、思维及生活质量带来的影响，并思考由此引发的法学以及伦理学问题。就目前而言，生命科学与生命伦理学交叉的关注热点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生物技术如克隆、干细胞等的发展和应用是否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

2.1 克隆技术

“克隆”是指经过无性繁殖而产生后代的生殖方式，这种繁殖方式使子代与亲代具有相同的基因型组成。克隆技术发展的里程碑标志是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Sir Ian Wilmut）教授带领的团队利用成体羊体细胞成功的获得了克隆羊多莉。克隆技术的出现，使大量的动植物品种得到了优化，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但克隆人的诱惑有可能把克隆技术推向生命伦理学的对立面[2]。

克隆技术实际上包括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两种。概括的说治疗性克隆主要是克隆人体的某些局部器官，而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治疗性克隆是人类应该大力发展并可以依靠的克隆技术，能够在减轻病人痛苦、改善病人生活质量以及延长生命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克隆技术的发展使生殖性克隆即人的克隆在技术上虽然还存在瓶颈，但并不是不可能实现，但多数科学家包括生命科学家和生命论理学家主张禁止生殖性克隆的发展。从安全性考虑，克隆人的成功率目前还很低，有可能夭折、残疾或早衰，甚至引发致命的畸形和突然变异的危险。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试图利用克隆技术延续个体生命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方面的思考。例如：一方面“克隆人”将会导致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产生严重的人伦错位，另一方面“克隆人”虽然在生理意义上可以作为一个健康的个体，但因为他们属于无性繁殖产物而无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不可能具有健全的社会属性。同时，“克隆人”还将面临遗产继承、社会归属、家庭等法律和伦理问题[3]。

2.2 干细胞技术

干细胞是指具有无限自我更新能力、同时也可定向分化为特定组织器官的多能细胞。胚胎干细胞的应用对于如肿瘤、白血病、帕金森氏综合征、糖尿病等慢性顽症的攻克带来可能性，并且对目前紧缺的组织和器官移植的来源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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